传播学本土化论争

传播学本土化论争，debate on localization of mass cominunication，传播学本土化的主张始于1982年施拉姆的中国之行。在学术演讲中，施拉姆与余也鲁均谈到了中国传播的悠久历史，鼓励中国学者积极运用西方的传播理论，对中国传播问题进行研究。^[1]

随着对传 播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认识到传播学本土化的必要性。 1993年，孙旭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就是要通过大量挖掘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的传播学。

他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争论，在 1995年第6期的《现代传播》上，李彬指出这种本土化的主张本质上恰恰显示出了西方活语的支配性，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经验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王怡红则认为在对传播学 没有进行深入r解之前，提出本土化为时过早。针对以上两种观点，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序言中予以回应，他认为“一部分人可以继续从事翻译、评介西方传播 学，或按照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下去，另一部分人可以从事’本土化’研究”。

21世纪初，陈力丹、邵培仁、张国良等学者从传播学科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孙旭培强调，传播学本土化的目的是要让传播学不至于成为西方传播学；陈力丹认为既然没有中国的物理学或化学，也不应有中国的传播学。邵培仁认为，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传播学是有国界的，如果没有传播学的中国化，传播学 只能陷入对西方理论的照搬照抄。张国良曾以“中国传播学”的称谓，提岀“中国传播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专利权’的传播学”，如同“中国历史、中国哲学” 一样。 梅琼林认为，传播学分两个层次：从科学的 立场来看，传播学有自身的规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科学。

但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传播学由人来进行研究人的传播，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方法、规律。所谓“本土化”就是强调这一面。2003 年后，关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本土化讨论的焦点问题。陈韬文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无法放弃西方理论。尽管中国有着几千年蕴积的传播思想资源， 但现代人类传播研究的主流思想及理论的优势并不在中国。研究者对20世纪90年代传播本土化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黄旦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应从中国存在的真正的传播问题出发，并积极地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传播学本土化的论争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上最激烈的学术争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