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引进

传播学的引进，importation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般认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时间为1978年。^[1]

标志性事件是当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在该系编辑岀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上发表的两篇翻译文章《公共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原作者：华 伦•艾吉等）。

在12月出版的《外国新闻事 业资料》第二期，又发表了埃德温•埃默里的文章《公共传播的研究》。在1978年以前，复旦大学的《新闻学译丛》（1956 ~ 1957）,中国人民大学的《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I960,内部编印）等刊物曾有内容涉及传播学内容，但没有形成影响。 1979年《国际新闻界》复刊，开始大量译介赫伯特•席勒等批判学派学者的著作，在此后的6年中，《国际新闻界》先后翻译了15 篇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文章。该刊物也致力于翻译美国的传播学理论，如希伯特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等。

1982年， 随着施拉姆的到访和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传播学的引进进入了高潮，除了施拉姆的教材《传播学概论》（余也鲁译述） 广为流传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介绍传播的小册子《传播学简介》也在第二年出版发行。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5W模式和传播的四大功能开始为人熟知。

20 世纪80年代，通过中国传播学第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被译介到国内，如把关人理论、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发展传播学甚至是符号互动理论，都出现在各种新闻传播类的期刊和小册子上。与此同时，批判学派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被翻译到中国。在祝建华、王志兴等人的努力下，传播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

2000年后，在何道宽、 潘忠党、黄旦、展江、陈卫星、周宪等人的推动下，大量西方传播经典教材以丛书的形式被译介到中国。代表性的有：华夏岀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一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