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喉舌论

耳目喉舌论 doctrine of the eyes 或 ears and mouthpiece 关于新闻传媒的性质、功能、作用等的论述中，将新闻传媒比喻为“耳目”、“喉舌”的各种论点的总称。^[1]

观点的起源

最早见于1814年德国《莱茵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报纸应当是群众的喉舌， 王公的耳日。”主张媒体应当成为群众的喉舌，替群众说话给统治者听，所以媒体又是统治者的耳目。

马克思多次使用“耳目喉舌”的提法来表述报刊的功能和作用。1842年4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

在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审判案上，马克思发言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1850年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

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清末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具有了“耳目喉舌论”的雏形。最早明确提出耳目喉舌论”的是梁启超。

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提出报刊的功能之一是“去塞求通”，并用“耳目喉舌”来概括：“ 其有助耳日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1898年12月他在《清议报》第一期的《清议报叙例》里更明确强调报纸“为国民之耳日，作维新之喉舌”。然而这时期的“年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文件中，“耳日”、“喉舌”一向用于表述党报党刊的性质和作用。“喉舌”一词最早见于1929年《党的生活》发刊启事：“《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耳目”一词最早见于1944年秋天《解放日报》领导人博古的一次谈话中，他首次将“耳目”“喉舌”的提法并列。

在中国对“耳目喉舌”的使用中，最初单指“党的耳目喉舌”，后来则指“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到20世纪80年代后，又加入了“政府的耳目喉舌”的说法。单用“喉舌”的时候较多。“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已成为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地位、作用的通用表述。

“耳目喉舌论”频频见诸党和政府的新闻工作文件和新闻论著中。也有少数学者曾对“耳目喉舌论”提出批评，认为这个比喻说法抹杀了传媒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