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

新闻学 journalism 或译为报道学（日译）或言论学（韩译），是一种包含搜集、撰写及报导新闻的学科，即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学从研究新闻现象入手，探索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规律、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影响的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新闻学包括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交叉（边缘）新闻学四个部分，新闻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以一切新闻现象和整个新闻传播业为研究内容。^[1]

新闻学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看，新闻学首先是在西方国家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新闻传播活动之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活动之初的信息交流。

公元前 200年前后，中国封建王朝开始用各种传播媒介发布政令、文告。公元前59年，罗马议事厅外逐日公布元老院议事情况，后人称这种书写会议信息的涂了石膏的木板布告牌为“每日纪闻”。考古发现，公元前50年中国已开始造纸，公元105年中国人蔡伦已制成质量较好的纸。约在7世纪，中国人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从而为原始报纸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唐代的“报状”、“进奏院状”，是官方颁发的以记载皇帝谕旨、臣僚奏章和朝廷政事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后人通称之为“邸报”。邸报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近代新闻学的发展

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7世纪。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交流，新闻事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生活条件。

近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伴生物，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示出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铅字活版印刷很快普及，从而有可能大量印刷报纸。最早的印刷报纸是意大利1566年出版的单张印刷出售的《威尼斯公报》。17世纪初，不定期报纸已在欧洲各国普遍发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向订户供稿的通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当新闻传播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人们开始关心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试图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揭示新闻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一些研究新闻现象的论著相继出现。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人，新闻学逐渐形成。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的《德国新闻事业史》，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标志着世界新闻学开始形成。

到20世纪前半期，新闻事业除文字印刷、电报播发外，又增加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影片、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工具，并且继续向电子化发展。1965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1颗商用国际通信卫星，使一个地方发生的新闻，通过实况转播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亲眼目睹。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新闻事业已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广泛、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社会事业之一。

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促成了新闻教育的兴起。从19世纪下半叶起，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开始出现一批新闻院校和新闻系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建立。这期间，一批新闻学术刊物陆续出现，更多研究论著相继问世。1903年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22 年美国人李普曼的《舆论》和1924年美国人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等新闻学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新闻学在理论上走向成熟。

近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学的诞生标志是20世纪初先后出版的第一批新闻学著作：1918年徐宝璜的理论新闻学专著《新闻学大意》（后更名为《新闻学》）； 1923年邵飘萍的业务新闻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 又称《新闻材料采集法》)；1927年戈公振的历史新闻学专著《中国报学史》。

新闻学首先是由外国传教士传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在出版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读者零星介绍报纸的观念和知识。第 1篇新闻学的专文是《新闻纸略论》（1834），它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西方报刊出版的现状等问题。外国传教士的新闻论述，强调报刊在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推进中外人士联系的重要作用，反对清廷言论专制政策，其用意在为他们的报刊自由进入中国制造舆论。

1854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整套办报方案，主张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最早发表的有关报纸的论述。自 19世纪 70年代起，随着中国人自办报纸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报纸作用、功能的探讨，日渐增多。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陈虬等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纷纷著文阐述报纸在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和发展工商业等方面的作用，要求把报纸作为推动国家富强的工具，同时对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些论述，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潮流紧密结合。在维新运动的办报热潮中，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强调了报纸决定国家盛衰的重要意义，突出了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党、权衡国是的职能，显示出维新派运用报刊发动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意向。

在这前后，任职外商报馆的中国编撰人员也发表了不少探讨报纸工作的文章。为适应商业报纸争取读者、扩大销数的需要，他们着重阐述报纸应该反映庶民意见，兼录闾里见闻和新奇之事，要使市民广泛爱读等原则。西方的“报纸兴趣性”观念开始在报界传播。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后来广为流传的新闻用语“有闻必录”被提了出来。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报刊数量的激增，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闻学开始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全面探讨了。在20世纪初，出现了第1批攻读新闻学的留学生，外国新闻学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第1本译成中文的新闻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则由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等宏观问题，向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体裁、编辑和广告等业务工作方面扩展。西方的客观报道学说和新闻写作方面的新闻导语、“倒金字塔” （新闻结构 ）、新闻要素等知识，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关于报纸作用的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把报纸当成是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思想统治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头脑，21世纪已经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看作是报纸的天职了。

1918年10月，出现了中国第1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纷纷设立新闻系，成立新闻学会，这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一重大推动。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有代表性的是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其基本理论和思想虽多来自西方，但根据该国情况和作者自己的经验作了新的阐发。新闻自由、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诸学说，一时成为流行的研究论题。《中国报学史》是中国出版的第 1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戈公振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学研究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一直十分重视运用报刊进行革命斗争。早期由于紧张的革命活动，中共党报工作者还来不及开展新闻学研究，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初步的无产阶级的党报观念，即确认中国共产党报刊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舆论工具，是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同时，还批判了报纸是“公共舆论机关”和抽象的新闻自由等思想观点。

抗日战争前10年，是新闻学研究颇为活跃的时期，所出版的各类新闻学著作约有一百数十种之多。这期间，新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分化。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多数新闻学者所奉行的原则，中国国民党报人则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党报学说，创设所谓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并提出“新闻一元主义”，以适应新闻统制政策的需要。1931年，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称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理论之阐扬，并创办了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这是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作的最早尝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党报工作者也曾以列宁的办报思想为指导，对无产阶级党报原则进行了探讨。

自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9月，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超过百种，其思想理论体系仍是前一阶段研究倾向的继续。在周恩来领导下，1938年由范长江等人在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由于国际联系的加强，评介西方新闻事业的译著一时增多。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的《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报纸》一书于1947年出版，次年中国报刊发表专文介绍，从此西方的“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在中国开始传播。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台湾省出版的新闻学著作，50年代较少，60年代以来累计出版 500多种，其中大众传播学著作占较大比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学研究，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有重大发展。这次整风在新闻理论战线上的一个突出收获，就是清算了“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闻学研究工作的生动结合。自1942年2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延安）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其中包括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博古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文。这些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报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要反映人民的活动和意见、与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阐明了新闻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科学新闻观；文章还批判了“无冕之王”、“有闻必录”、“技术第一、新闻第二”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通过这次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获得全面发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报学说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毛泽东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随后刘少奇作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些谈话总结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经验。在这两个纲领性文献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为迎接党在新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准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国家很快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学说，是新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新闻事业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发挥经济建设宣传的作用，如何加强新闻的指导性、思想性，如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展开。当时积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经验，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大学新闻系广泛采用苏联教材，中央级新闻单位相继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所有这些，对丰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56年 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刘少奇于同年5、6月间对部分新闻工作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对克服新闻实践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片面性、公式化等缺点，都具有指导意义。

1956年 4月，中共中央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环绕在新形势下党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展开的。1956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积极进行了新闻改革。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工作和广泛进行的新闻改革，起了相互推进的作用。

由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不仅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参加，还有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通讯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党的宣传工作者参加。许多新闻单位还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专业刊物，新闻理论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7年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后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7 年的新闻工作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被全部否定，还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谬论，影响恶劣。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地和许多新闻单位相继成立了新闻学术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设立的新闻院、系和专业逾50个，新闻学的研究十分活跃。新闻学研究在清除林彪、“四人帮”反动新闻观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新时期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与人民性、新闻真实性、新闻指导性、新闻传播与宣传的关系、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仅10年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达数百种，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发行的新闻期刊遍及全国，与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是中国历史上新闻学研究最为兴旺的时期。可是，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新闻学研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闻界已在冷静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新闻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体会最深的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循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制定的关于中国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必须坚持发挥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鼓舞人民锐意进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环境；必须坚持只要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在国内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新闻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并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观点；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必须坚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因为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这些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已为实际生活所充分证明。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的大国中建立和发展的，它的历史还不长。它的新闻学是在不断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前进，新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更加充实、更加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